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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荷兰，阿姆斯特丹。

    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，运河的水面平静。

    古老的砖桥倒映在水中，偶尔有几只小船划过，荡起一圈圈涟漪。

    这座城市看起来和几百年前没什么两样，但有些东西，却已经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达姆广场上，一群人正在聚集在一起。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，拎着空荡荡的午餐盒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只是站着，望着那座古老的王宫。

    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，几个穿着体面的人隔着玻璃看着这一幕。

    “又来了。”一个秃顶的中年人叹了口气，“这是这周的第三次了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人说：“失业率已经百分之二十五了。不闹才怪。”

    秃顶中年人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闹有什么用？政府也没钱。”

    玻璃窗外，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阵骚动。

    有人开始喊口号。

    “我们要工作！”

    “我们要面包！”

    “政府下台！”

    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。

    咖啡馆里的人互相看看，默默地低下头，喝自己的咖啡。

    没有人注意到，在广场边缘的一根灯柱下，站着一个男人。他穿着一件旧大衣，戴着一顶磨损的帽子，看起来和那些失业工人没什么两样。

    但他的眼睛不一样。

    那双眼睛里，有一种东西——一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。

    希望。

    一九一八年，荷兰曾经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。

    那一年，德国爆发革命，威廉二世逃亡荷兰。整个欧洲都在燃烧，荷兰的工人和士兵也站起来了。他们成立了苏维埃，占领了工厂，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。

    但革命失败了。

    政府调集军队，镇压了起义。领导人被捕，组织被解散，报纸被查封。特鲁尔斯特拉，当时社会党的领袖，和阿尔伯特·费恩等人被迫流亡国外。

    他们去了德国。

    在德国，他们看到了另一种革命。韦格纳和他的同志们，用更坚定的信念，一步步地建设着社会主义。

    特鲁尔斯特拉等人在柏林待了十四年。

    他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    一九三二年春天，阿尔伯特·费恩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消息。

    “时机成熟了。回来吧。”

    他买了一张船票，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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